今年2月，记者在广东汕头采访时发现，峡山镇的织带厂奇缺熟练技工和高级技工，老板开出的价码常在3000元／月-10000/月之间。当地工人介绍，把自己训练成一个高级技工一般需三五年，小学文化都可做到。技工奇缺和身价的走高，已成为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共同现象。
但也在该月，广东的招聘会被省内外应届毕业生挤爆。尤其是2月5日这天，雨大风冷，招聘会现场依然人山人海。为了给用人单位递一份简历，不少学生排着长队，衣衫尽湿。许多本科生已把身价降到了1000元 ／ 月。
结构性就业难题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让很多人惊讶地认清了大学生和民工的“差距”。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进城务工农民的月薪平均预期是1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平均预期仅为1000元。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如实地反映了扩招带来的短期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市场用月薪这枚小小的砝码，称量着天之骄子们的自我估价。
“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
“企业对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评价普遍不太高，他们觉得这些应届生们要求多，但不能吃苦，缺乏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所以很多企业就更青睐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学生则抱怨企业开的薪水低，要求苛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盲目地去考证，以增加择业的砝码。” 在走访了不少企业和学生后，中山大学高教所张明强教授这样总结两者之间的分歧。
“2005年私营企业比前两年增加了450万个就业就会，而教育、科技、国家机关增加的岗位比较少。教育行业新增岗位24万个，金融业新增2.7万个，而科技领域只招了3000人，电、水、煤这些行业就更少了。”岳昌君说，“大学生喜欢去的地方恰恰吸纳能力小。”
岳昌君将其称为“供求结构矛盾”。国家发改委则称之为“结构性就业难题”。实际上，这种“结构性就业难题”不仅体现在不同行业间，也体现在不同地域间。“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就是这种地域差的表征。
据报道，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科学专业研究如何养牛、养猪，可很多毕业生为了在大城市里找到工作，干脆转行，“很多毕业生宁愿在北京卖饲料当推销员，也不愿意到基层去”。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研究的是如何让果树产量更高、花卉生长更好。“可很多同学去推销园艺产品，在办公室做文秘。”该学院学生桓靖学对记者说。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刘君给这种现象起名为“职业歧视”。
“当‘精英情结’的淡化速度没有赶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速度时，人们的就业心态就会变得狭隘，而择业的自主性和多样化也就会大受限制。一是造成了大学生普遍薪资期望过高，从而抑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造成了局部地区和局部行业人才的过剩，因为大家都希望留在发达的大城市中，都只希望学金融、会计、计算机等热门专业，所以市场上也才会出现年薪数十万求一焊工或钳工而不得的现象。”他说。
全力打造中国职业教育
目前中国还处在第一次工业化期间，经济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与此对应，初等的人才，熟练工人占主要地位，中间层次还是相对少，高端人才需要更少。教育部职业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长助理姜大源向本报记者分析说，只有当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时，这个人才结构才会变成一个橄榄型，就是金字塔的底部开始萎缩，中间的层次，中等职业教育人才、中等的管理人才开始增多。在世界上，已经实现了第二次工业化又实现知识经济的国家，如欧美国家，就呈现出这种橄榄型的结构。
所以，受经济结构所限，中国不可能跨越金字塔阶段。但1990年代后期到2005年，由于高校的扩招，职业教育的比例从原来的58%滑到38%。不少职业学校招不到学生而萎缩。姜大源认为，这个38%会延缓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目前出现的技工荒，就是人才结构和经济结构没有相协调的例子。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凯则从培训模式的角度观察认为，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市场对人才的要求是“两张皮”，人才的知识结构、层次与用人单位不吻合。
姜大源也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应该占半壁江山以上才对，绝对不能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不能总拿清华、北大来比照，过度强调高学历，“我们现在老培养金字塔的塔尖，所以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据他介绍，德国是职业教育帝国，70%的初中毕业生在16到19岁接受职业教育，普通高中学生不到30%。德国崇尚职业技术教育，根本不会有歧视现象。“德国制造”之所以厉害，就得益于职业教育。
姜大源认为，在职业技术学校中只背书肯定是过不了，绝对不能够黑板上种田、教室里开机器。职业教育必须跟技能、跟机器、跟设备打交道，否则就拿不到职业资格证书。所以国务院决定在未来5年之内，拿出100亿元做两件事，一个是对贫困家庭的资助，一个是实训基地的建设，在全国做2000个示范基地。
在这方面，颇受深圳市政府扶持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可作一分析样本。据该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凯介绍，学校共建有309个校外实训基地，如金融专业有个模拟银行，物流专业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并非物流原理，而是直接告诉你怎么跟单、怎么报关，学生毕业后，便可直接上手。
由于职业教育和市场脉动紧密相关，姜大源认为，政府除了投入、除了法律框架，更应该是信息的引导。政府要建立职业预警系统，需求驱动，哪些职业可能消失，哪些职业可能产生。这种职业资格的早期辨识，在德国由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来做。中国地太大做不了，但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行业可以做。
在职业预警方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在尝试。招生就业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就业服务”及“用人单位跟踪调查”资料，都是各专业负责人走访企业时搜集到的回馈与意见。他们把目标瞄准在深圳的制造业人才及服务人才的大量需求上。李凯介绍，一些热门专业，如汽车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学生还没毕业，企业就打电话来叫“帮忙留几个好的”。反之，如果专业设置不再适应市场需求，就要被“砍”掉。比如，1998年建立的路桥专业在2003年因市场需求小而被取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因此在近年始终保持着95%以上的初次就业率。
归根到底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大学生身价不如农民工，中国高等教育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确实有问题。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结构完全不一致。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校培养不出来；高校培养出来的，市场又不需要。”岳昌君说。
市场需要怎样的劳动力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越来越多，而熟练技工却越来越供不应求。不同层次的大学定位一样，都在争夺同样的位置。他认为，一些高校必须转向培养技能型、生产型人才的领域，才会有竞争力。
事实上，高等教育即使规模扩张迅速，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数仍然只占我国总人口的5%、劳动力人口的10%。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相比于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也有不如。
“所以不要造成‘大学生过剩’的误解。”杨东平说。在他看来，扩招真正带来的问题，是教育资源紧张导致的学生人均培养费用减少。
据杨东平调查，某省省属高校，学生人均投入从六七千元下降到了2000元，“这和高中生差不多。”
而调查也显示：57.8%的硕士生导师和51.1%博士生导师认为目前研究生质量出现了下降，约有52.7%的研究生院(部、处)负责人认为近5年硕士生质量下降。
“多数西方国家，研究生学位有学术型与专业型之分，前者培养的是从事基础性、理论性研究的学术人才，后者则偏重于职业能力的训练，培养的是工程师、临床医生、律师等高级专业人才。”他说，“我们的研究生培养目标是1981年按照苏联模式制定的，现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应该实事求是地调整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将多数学位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学位。”
“学生们没学到什么东西，就业当然困难。” 教育部职业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长助理姜大源对本报记者说，“考试之前背一背，最后拿个成绩，这种惰性知识有用吗？”
“这些都是历史性的问题。”广州市锐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希宏对记者说，“高校在招生及教学环节上采用的是计划模式，而到了人才输出时，却遵循市场经济模式，完全由毕业生自主择业就业。两者冲撞，引发矛盾，其结果就是就业难。”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个提法在先前所有的文件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杨东平说，“这句话意味深长。”
而要从根本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杨东平认为应对目前的高校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如果高等学校还没有确立一种学术本位的管理，还是严重的官本位和计划学术，又想要参加国际竞争，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是不可能的。”他说。
“医疗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做了，教育体制改革仍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我认为已经到了启动的时候了。”杨东平说。
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大学教育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职业教育，不能单用就业率衡量。从这一角度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是提高中国人的人生教育质量，提高大学生的人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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